隨著美聯儲的加息縮表，以及中國央行收緊的貨幣政策。美國和中國這當今世界的兩大經濟引擎開始了新的“貨幣戰爭”。貨幣的收緊，回籠都體現出了發展本國經濟的決心。
在這個各經濟體愈加融合的世界，其實各國間的暗中較勁一直沒有停息。當今世界，GDP量超過10萬億美元的國家就只有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兩個經濟體，中美之間的貨幣戰爭之后，將是暗中的制造業戰爭。
美國總統川普上臺之后，便提出了振興美國的口號，美國制造企業逐漸回流美國；而在今年初的北京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的2017年工作重點當中，就包括了振興制造業的目標。可見雙方都是以本國制造業為目標，但是，在制造業角力中誰的表現會更出色？
中國的制造業競爭力自從2001年加入WTO以后，力量大增，然而在輝煌了十幾年以后，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優勢在逐漸喪失。據統計,自2005年以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了五倍,比1995年漲了15倍。就中國的勞動力隊伍而言，每小時收入現在已高于除智利以外的任何拉美大國，且已達到較弱的歐元區成員國水平的70%左右。
中國長期以來的人口紅利優勢喪失的情況下，想要令經濟繼續保持較高增長，只能依靠其他的因素作為動力。除了低人力成本的優勢，其他還有什么因素？
美國的經濟學者羅伯特•戈登曾經表達了對于美國經濟增長的憂慮，他認為，美國在過去近一個世紀的經濟高增速，是由于幾個因素：首先是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的提高，醫療衛生狀況的改善，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技術創新的力量。
這幾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下，帶來了經濟高增速。20世紀以來，美國制造業一直占據領頭地位，即使是在1929-1933 年大蕭條時期，美國的制造業產值仍維持在全球總量 1/3 的水平。二戰結束后，美國制造產業再次占據世界的半壁江山，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總和的40%左右。
不過，對于過去一個世紀經濟成績靚麗的美國。戈登也表達了一種憂郁，他認為，鑒于目前的社會各方面基礎已經非常完善，在20世紀初期那種大規模的基建、法律、創新的全面提升可能以后不會發生，因此美國的經濟增長在未來將會長期保持在低水平。美國過去的增長奇跡，或許無法復制。
這項研究表明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美國經濟增長的原因里邊，并沒有“人口紅利”這個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基建、創新和制度。也就是說，當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不再，那么中美之間的制造業比拼，焦點也就是在于比拼以上三個要素。
我們先來看中國的基礎建設投資，根據媒體的報道：
第一季中國經濟表現讓人刮目相看。所有宏觀指標都優于預期，名義GDP增幅高達12%。首季的經濟表現中，最重要的增長因素就在于政府支持的基建投資，其增長為25%，高于住宅銷售和出口貿易。基建投資增速創下自2014年第三季以來最高。
不過，繼續大搞基建能否持續還是一個問題。目前，中國債務與GDP比率已升至260%，考慮到政府仍在依賴基建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因此可以肯定在未來幾年政府債務還將繼續上升。許多人認為這條路不可持續，最終會導致中國金融體系崩潰。
最重要的一點事，基建量非常大，但是方向是否能夠為制造業和創新服務也存疑。眾所周知，中國的基建一直是粗放型的“造橋修路”，缺少精工細作，如此，對于實體經濟提升的幫助就有相對有限。
相信大家還記得，幾年前北京暴雨造成的道路積水的事件。這其實就是暴露出基礎建設的一個基本方向問題，那就是搞了幾十年基建，結果連最基本的城市路面和水渠系統建設也非常落后。這也說明了中國的基建并不是過剩而恰恰是不足。
由于這種基建細節的不足，可能會造成基建投入雖然大，但對于改善社會環境，創造更好創新的基礎幫助不大。如果社會的基建的效果不明顯，也必將會拖累社會創新的進步。
當然，說到創新，中國在創新方面的著力程度，是非常明顯的。
創新的基礎，離不開科研。根據中國科學院的統計，2006到2016年十年間中國處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論文為1.69萬篇，占世界份額為12.8%，世界排名超過德國，由去年統計時的第4位前進到第3位。中國近2年間發表的論文得到大量引用，且被引用次數進入本學科前千分之一的國際熱點論文為495篇，占世界總數的18.0%，世界排名進入到第3位。
論文數量大幅提升的背后，我們可以看到在目前的熱點行業和學科里邊，中國增速最高。根據日經新聞的報導：
中國在計算器科學與數學、化學、材料科學、工學4個領域排在首位。其中進步最快的是計算器科學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國被引用次數排名前10%的論文所占的比例2000年時為3%，但2015年達到了21%。
在研究經費方面，2000年前后中國政府和企業合計投入5萬億日元左右，但到2014年迅速擴大到了38萬億日元，緊追美國的46萬億日元。
其實，只要對照社會上應屆畢業生的起薪水平，就可以看到IT行業、材料這些科研的重點領域，行業的薪酬水品也相應較高。這也一定程度說明科技創新驅動對于新興行業增長的提升作用。
然而，中國論文數量多并不能彌補論文質量的不足，在很多基礎層的關鍵領域有待提高，這對于大數據紅利之后的后深度學習時代而言非常重要。中國的科技巨頭能夠通過其專有平臺獲得海量數據和技術成果，但在創建一個標準統一、跨平臺分享的數據友好型生態系統方面，中國仍落后于美國。
而且，這些創新是否大部分是產業的核心技術，能否帶來直接的經濟效果，依然存疑。眾所周知，中國的大學教學存在著知識和就業不匹配的問題。
據某機構的調查，超過一半以上職場人士認為所學專業知識對就業幫助有限，表示更期望大學以外的短期培訓為他們帶來真正的就業市場技能。假如中國的科研與產業具有高匹配度，那么就不應該出現知識和市場無法匹配的局面。
可見，中國的創新和基建一樣，雖然增速快，體量大，但很可能與市場匹配度并不高，對于制造業最終的幫助也會打不少折扣。
此外，制度上的比較，則中國與美國相比劣勢較多。例如稅收、各類成本和營商環境都需要進一步改善。如網上一篇文章指出的，中國成本高于美國的共計8項：
土地成本：中國是美國的9倍；物流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銀行借款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4倍；電力/天然氣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以上；蒸汽成本：中國是美國的1.1倍；配件成本：中國是美國的3.2倍；稅收成本：美國稅收優惠力度大；清關成本：美國無需支付進出口清關成本。
從制度方面考慮，中國的政府政策具有較大不確定性，經營一些業務的獲準往往需要不斷游說，這需要耗費加大了商務成本，更兼稅收與其他許多雜費的征收永遠處于不透明狀態，讓企業無所適從。而所謂“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識產權一項來作代表，美國是近年來在知識產權方面與中國發生糾紛最多，也花費最大力氣打官司的國家，但即便如此，也無法解決中國企業不斷的侵權問題……
如果我們回到羅伯特•戈登的評價標準，從基建、創新、制度環境三個標準來評價。可見在中美的制造業戰爭中，中國具有體量大規模大的優勢，但是在細節上依然是延續著過去的粗放型的策略。巨大的基礎體量能否在細部充分幫助到制造業，存在疑問。并且，在這個隱患以外還存在一個營商環境的天然劣勢，這個問題目前是無解的。
中美之間的制造業之戰，中國未來的獲勝籌碼，或許我們就只能寄望于更加市場化的創新和更精細的基礎建設兩方面。摒棄掉對于純粹數量的追求，專注于細部，才是真正應該做的事。
